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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中探花实际是慈禧太后送的顺水人情

2018-11-14 07:30:00 和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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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苏布谷

  一笔报销款背后的帝国政坛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恩科殿试,张謇在翁同龢的力争下成为状元。

  阅卷大臣之中,官职最高的是张之万,时为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其次是麟书,官为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军机大臣李鸿藻排名第三, 翁同龢是排在第四的户部尚书。

  张之万,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状元,官至大学士,曾为河南巡抚,督师镇压捻军。迁河道总督、漕运总督。光绪八年(1882年)为兵部尚书,后调刑部,光绪十年入值军机处,兼署吏部尚书。名字和张之洞仅一字之差,因为——他是张之洞的族兄。

  两人关系近到什么程度?张之洞在咸丰九年(1859年),23岁时参加会试,张之万是同考官,必须回避,因此,张之洞这一年不能参加考试。

  慈禧太后不知道从哪里听到风声,就问张之万,听说你有个弟弟很有才名啊,他为啥不来考试呢?张之万只好如实回答,因为关系太近了,他做考官,族弟就要回避。

  到了同治二年(1863年)张之洞果然来考试了,本来阅卷大臣将他放进二甲之末的,可是“总裁大学士”知道前一年慈禧太后专门问过这个人,于是做了个顺水人情,把他捞进了二甲第一,试卷就因此到了慈禧太后手里。慈禧太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他点成了一甲第三名,使他成了探花。所以,这个探花某种意义上是慈禧太后送的顺水人情。

  张之洞和翁同龢两人稍有龃龉。

  张之洞从光绪十六年(1890年)开始办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户部拨款200万两白银。由于经验不足,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修建用款达568万两白银,铁厂还没有完全建起来;然后又陆续拨交300万两白银,仍不够用。而翁同龢就是负责拨款的户部尚书。

  张之洞财务报销的事经常被翁同龢卡住,只好写信给张之万求援。张之万在咸丰初年曾经当过钟郡王和孚郡王的老师,这两个郡王和光绪的生父醇亲王是胞兄弟,所以醇亲王也当张之万是老师。醇亲王是光绪的亲生父亲,而翁同龢是光绪和同治的老师,都是很亲近的关系。

  张之万就把信给醇亲王,当面说张之洞的困难,因此醇亲王特别交代翁同龢并且致函军机处,对湖广用款应特别关照。

  这样的一笔报销款,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纷繁的世界,与张之洞的性情与为人、洋务运动的走向、中国近代钢铁工业以及盛宣怀的命运与事业密切相关。

  张之洞和他的近代工业

  张之洞是个有趣的人,这种有趣主要是指文化意趣。比如,他是个典型的猫奴,张之万写给胞弟的书信中说张之洞,“饮食起居无往不谬,又喜蓄猫,卧室常有数十头,每亲自饲之食,猫有遗矢于书上,辄自取手帕拭净,不以为秽,且向左右侍者曰,猫本无知不可责怪,若人如此,则不可恕”。这位铲屎官很是忠诚和敬 业。

  张之洞自己也养成了猫的习性,每天下午2点入睡,晚上10点才起来办公,幕府中人及属僚都排队等候,有的得等到深夜甚至天亮。有时候正办公呢,张之洞就打盹睡着了,然后鼾声大作。与他鼾声齐鸣的是梁鼎芬,梁鼎芬找他商量事,坐门外等,等着等着就打起呼噜,张之洞就让人找个被褥给他盖上,睡醒再说。

  张之洞的文艺气质还表现在不知稼穑之苦。他好大喜功,又爱好古董字画碑帖,时常举行大宴会,好送礼赏赐,花钱无数,但是自己家的生活却有点拮据,以至于到年底自家过不去年关,就要当东西。当铺和总督衙门也有默契,凡是总督衙门拿来的皮箱子,都是二百两银子一个,不管什么东西,都照箱子付钱,到了开春后,督署就用银子赎回箱子。

  张之洞自认为精于鉴别,却上过古董商的当。一次他在北京高价买了一只古鼎,洋洋得意,因此大张宴席,请僚属鉴赏,把鼎放到案头,还插上了梅花。没想到饭还没吃完,鼎底下就漏水了,让众人看了笑话。查看后才知道,这并不是古铜鼎,而是有人用纸板仿制。这一出就骗了他不少银两。

  在政治上,张之洞也是比较有趣的。光绪二年(1876年)他曾经给皇帝上书说,希望“广昭夷人之恶,以激起民愤”。他甚至还曾希望让所有省份都下令焚毁外国教堂。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张之洞请容闳帮忙料理与日本人的战后事务时,他对有关聘请外国人做外交、军事和财政部门顾问的建议还是充耳不闻。

  到了1898年,张之洞随着帝国政治风向也差点参与到维新运动中去,他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策略。不过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张之洞被慈禧太后找去“谈话”,又回到老佛爷的阵营里了。

  张之洞本人其实并不善于经营,比如他主办的布纱丝麻四局先后用银五百万两,一时难以收回投资;而兵工厂生产的枪炮都由官方调用,这属于只投资无收回。

  这种“不靠谱气质”多少会影响工作作风,上文说到的报销款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工业外行张之洞

  1886年的数据显示,当年全国各省进口铁条、铁板、铁丝、生铁、熟铁、钢料等,铁价针价合计为240余万两;1888年进口洋铁、洋铁针的价值大概要280余万两。当时社会对铁的需求导致对民族钢铁业的诞生产生了诉 求。

  1873年,李鸿章准备在河北的磁州开采铁矿,还准备向英国购买炼铁机器。结果因为“煤铁运道艰远”,英国熔铁机器设备不全无法成交而致计划流产。

  但是时任直隶总督兼海军事务大臣的李鸿章没有放弃民族制铁,秘谕当时的幕僚盛宣怀调查中国的煤铁产区。盛宣怀在湖北境内探测出广济阳城山有煤,兴国州(现在的阳新)有铁铜等矿产。经过筹划之后,1876年1月在广济成立湖北开采煤铁总局;光绪三年(1877年)又聘请英国的矿师勘探湖北的煤铁。这位叫郭师敦的矿师在光绪四年(1878年)写出了第一份勘察报告,称大冶有好铁。因此在盛宣怀的主张下,清廷准备开设铁厂,并选中黄石港东的吴王庙为建厂地。结果需要筹备资金250万串作为建厂的经费,被李鸿章拒绝。此后尽管开采铁矿得到过朝廷的许可,但是燃料和资金问题始终没有解决,钢铁厂一直没有办成,对外宣传的理由则是“风气未开,无力筹办”。

  时间走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提出的修筑卢汉铁路(北京的卢沟桥到汉口)的建议得到醇亲王的支持。当年8月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他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督办铁路。当时张之洞的算盘是,中国要建自己的铁路,那么铁路所需要的材料就要使用中国自己造的。而与铁路最密切相关的是铁,因此为了建起铁路,首先要建起钢铁厂。钢铁厂一建,铁路就有原料,铁厂就有销路了。这个逻辑想想倒是很合理,为此户部尚书翁同龢就批给他200万两银子作为经费。到光绪十六年(1890年),张之洞开始了寻煤炼铁的道路。

  此前张之洞在两广总督的任上曾经也关注过勘测铁矿建立铁厂的事儿,曾计划在广州珠江南岸凤凰岗建立钢铁厂,并且都联络好要从英国购买机炉了。光绪十五年(1889年)七月清廷却调张之洞任湖广总督。他调任之后,李瀚章不知道出于和李鸿章早有默契,还是不夺他人之美的逻辑,建议还是让铁厂随着张之洞搬家到湖北。

  在兴工业的问题上,李鸿章和张之洞有着不同的思路。李鸿章建议铁厂还是要靠着产煤区域,几经周折最终没找到既符合煤燃料的要求,又符合建设铁厂要求的地方。而张之洞最终以充分的理由选定的是汉阳大别山(龟山)一带一处狭小的平地,把铁厂建在此处。

  当时的盛宣怀是山东登莱青兵备道道台,他派比利时矿师去大冶复勘,得知“矿苗甚旺、铁质亦佳”,便致电张之洞,主张在黄石港近旁的灰石山处觅较高的地方设厂建炉。同时,他还致电李鸿章说:“大冶江边,煤铁锰矿与白石均在一处,天生美利,如在江边设厂,百世之功。惜在大别山上转运费力,屡谏不从,将来迁徙不易。”

  张之洞不听劝谏,执意要在武昌对面的汉阳设厂,“便于直接监督”,以现在的眼光看,也是不按科学规律办事,不科学的事情最终都要自己买单。到1896年,张之洞在关于招商承办的奏折里,承认自己在汉阳大别山下选的厂址是错误的。

  还有一个问题,也恰是张之洞文人意气的一个体现。他在两广总督任上联络过英国采办炼铁机器,老外重视科学,比较严谨,卖给你机器是可以的,但是你得告诉我你原料的成分,好给你发个合适的。当时国内没有这种检验的条件、技术和能力,英国人就要求,那你就把你们的铁矿石和焦煤寄来化验吧。张之洞觉得洋人真是事多,推三阻四,是不是看不起我大中国呀,呵呵一声之后,对当时在英国负责购买机炉的薛福成、刘瑞芬说:“中国之大,何处无煤铁佳矿,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份可也。”

  既然买方这么说了,而且不差钱,作为卖方的英国机器厂也不知道中国铁矿的质量和性质,就将使用酸性炼钢法的钢炉两座给发过来了。张之洞在工业和技术上完全是外行,这种不严谨的风格导致的后遗症就是,虽然进口来的炼钢炉是可以炼钢的,但是汉阳铁厂采用的原料里的铁矿石含磷量高,而这套机器没办法去磷,生产出来的钢完全无法达到钢轨的技术要求。

  张之洞是为了修建铁路而开办铁厂,原本指望炼铁出来之后直接用来建铁路,解决了销路问题,现金流问题也就顺便解决了。而户部拨给张之洞的200万两白银原本是修建铁路的资金,结果张之洞到了湖北后,身为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负责人和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建议先修建关东铁路。这种事情开不得玩笑,李鸿章负责修建铁路时完全不接受张之洞炼出来的钢,而且还要去国外进口合格的钢轨。与之对应的是,张之洞的汉阳铁厂面临一个问题—“各国钢铁厂资本皆以数千万级,化铁炉,炼钢炉皆以数十座计”,而张之洞的化铁厂仅有两炉……又因为设计铁厂时思量不够周全,没有想到铁厂除了矿石之外还需要一项最重要的原料:焦炭。结果是:铁厂是有了,但是没有炼焦用的煤炭,还得从德国进口高价的焦炭。这些问题最终导致汉阳铁厂生产上的恶性循环,“货出愈少,则合价愈贵”。

  最后,张之洞只好想办法找销路,让人去上海把钢材推销给洋行。但汉阳铁厂产出的钢材质量不高,价格又不低,没有竞争优势。从1894年算起,到1896年,已有560万两白银砸进去了。从投产至1896年4月,投进去几百万两,可是销售收入才24 825两。

  翁同龢作为财务部门领导,发现报销单很明显地反映了企业的真实生产经营情况。再这么玩儿下去,户部根本赔不起。于是他主张:凡是赔钱的新型工业都改为官督商办。这项政策恰好为当年的洋务运动企业指明了方向。

  当时国内既和洋行来往密切,又有官方红顶背景的人,非盛宣怀莫属。而且盛宣怀原本也是湖北铁矿勘探的始作俑者,加上盛宣怀之前已经成功完成了电报局和轮船招商局的改制工作。张之洞为了脱身,就请当时在天津任津海道的盛宣怀去湖北商量这件事。

  张之洞安排湖北官员设宴,强烈要求盛宣怀留在湖北办理铁厂,盛宣怀则坚决不答应。过了几天,张之洞在督署以盛宴招待盛宣怀,为了让盛宣怀“上套”,张之洞也是导演了一场戏。

  张之洞把事先拟好的两个奏折草稿给盛宣怀看,其中一个奏折说的内容是盛宣怀在任中营私舞弊,应该严加惩办;另一个则夸盛宣怀“颇有才具,堪以接办铁厂”。盛宣怀看完两个奏折,无可奈何,只有应承张之洞的约请,对张说:“制台厚爱,敢不遵命”,这才答应接办铁厂。

  盛宣怀如何处理烫手山芋

  其实对于盛宣怀来说,这未尝不是一项早就计划好的大生意,就算现在这个生意棘手一些,对比张之洞这样的门外汉,盛宣怀还是深谙此道的。而盛宣怀半推半就地接手,很大可能是通过推推挡挡的过程获得更大范围的方便。换个角度想,你若是盛宣怀,见到这样一个摊子说不定会两眼放光,张之洞或许应该重新思考一下这个烫手山芋的价值。

  而盛宣怀表现出“受害者”被“绑上贼船”的表情,让张之洞感觉对于改制一事,最好是全方位的撂挑子——事实上,张之洞也确实这么做了。

  盛宣怀接手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实地进行清理和调查。而重中之重则是资产盘点。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盛宣怀到湖北之后,把大冶铁山、大冶石灰窑以及江夏马鞍山等地走访个遍,接着又将汉阳铁厂内外,从炼钢炉、机器、房屋乃至与之相关的煤矿、运道、码头等都一一盘点验收。这些560万两白银置办起的产业,从这天开始,产权要变换了,而变换的方式是当时的主流办法:官督商办。具体的工作包括用人理财、筹划布置、机炉应否添设、款项如何筹措、委员司事及华洋工匠如何分派等一切事宜……均由督办一人经理。

  商办就是私营的意思,那么之前560万两白银就成了企业欠政府的债务,归还的办法是分期付款,即每炼成一吨铁就让政府抽成一两白银。为了表现政府之前的投资是有价值的,企业还承诺,就算日后还清了560万两白银,(也就是炼完560万吨铁之后),政府还可以从铁厂炼铁的收益中获利,获利的方法还是一吨一两银子。

  也就是说,政府作为债权人,只管收取分期付款的收益就好。其余一切事情,无论是硬件软件,是机器还是筹款,甚至人事财务,企业都有自主权,由督办负责,而督办就是盛宣怀本人。

  盛宣怀本人到岗之后,首先改革了管理机构,将原来的汉阳铁厂改成总厂,由总办一人驻厂负责,下面设银钱、制造、收发三股。可以看到,银钱部门的主要工作是投融资,实际是起到金融部门的作用;制造是生产部门,收发则可以理解为物流。盛宣怀早在100多年前就将现代企业制度,尤其是将投资管理和物流管理运用到企业中去——哪怕这个企业有一个如此不堪的底子。

  接下来,银钱部门发挥作用了。盛宣怀从已经成功改制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纺织公司等处筹集了200万两白银作为资金;而在解决燃料问题方面,则先是用进口焦炭,后来改用开平煤矿的焦炭,后来又陆续勘测出江西萍乡有高质量的煤炭储藏。盛宣怀又会同张之洞上奏,申请开办萍乡煤矿,以萍乡煤矿的煤来作为汉阳铁厂的燃料。

  在开办萍乡煤矿的时候,盛宣怀发挥了他的优势。资本不够,外资来凑,所以萍乡煤矿开办之初,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四月,盛宣怀就和德商礼和洋行签订合同,借来400万马克作为开办煤矿的资本金。第一批交付100万马克投入使用,其余300万马克暂时存放在礼和洋行,作为购买机器物料等的备用金。因此,萍乡煤矿的所有机器设备都是德国进口,工程师也是从德国聘请。可以说,盛宣怀把德国的技术、工业和制度拷贝进了萍乡煤矿。

  萍乡煤矿的勘测和开办,是为了解决铁厂的燃料问题。而清政府又开始修卢汉铁路了,那么汉阳铁厂——这个为卢汉铁路而生的企业自然不能坐失良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开始,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月,萍乡煤矿运到汉阳铁厂的焦炭达到388 000吨,原煤204 000吨,焦炭价格由之前的每吨15~16两白银,降低到每吨11两白银,这就导致了铁厂的成本下降,纯收益也就随之增加。

  当然,张之洞之前的文人意气埋下的地雷还没有解决,铁厂出产的钢轨含磷量仍旧不符合现代铁路的要求。光绪三十年(1904年),盛宣怀派李维格带着两个“洋员”一同出国考察,终于把汉阳铁厂的产品、大冶铁矿的矿石和萍乡的煤带到了英国——这离当年张之洞购买机器时英国人要求拿矿石来化验已经过去了快10年。

  这批样品交给了英国的钢铁化学家。经过化验,最终解开了汉阳铁厂铁轨脆裂之谜:就是因为当年选择机炉的时候不讲究科学,换个能去磷的机炉就可以了。可怜张之洞拍脑袋一句话,在若干年以后,李维格等人“由美而欧洲,周咨博访,费时8个月,始知炼钢有酸法碱法之别”。回来后赶紧向盛宣怀建议,“非购置新机,改造旧炉不能挽救”。

  要换,就要有钱。这一次,盛宣怀需要钱的事情被日本人得知,日本政府采纳了原驻宁波领事西泽公雄的建议,积极借款给盛宣怀。最终谈判的结果是,以大冶铁矿的得道湾矿山、大冶矿局现有及将来拓展的运矿铁路及矿山吊车(包括动产和不动产)等为担保,从日本兴业银行(601166,股吧)取得300万日元的借款。而还款方法是日本每年从大冶获得头等矿石7万吨,每吨3日元,期限30年,用来归还本息。

  盛宣怀用这笔融资得来的钱改良了铁厂的硬件设备,换掉了以前没法去磷的机炉,并且建成了轧钢厂、钢轨厂、钢板厂、车矿厂、装货厂等一系列配套设施。

  改造后的汉阳铁厂成为真正的现代化企业,产品质量提高,产量也逐年增加,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铁产量15 000吨,光绪三十年(1904年)则为38 771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则是66 410吨,产能达到2年翻一番。钢产量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是8 538吨,到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就成了22 626吨。

  尽管存在债务与面对市场竞争等问题,但是这种发展速度和行情一度激励了国人,乃至于“西报腾布,诧为黄祸;预定之券,纷至沓来”,而国外钢铁企业也产生顾忌,“中华铁市,将不胫而走各洋面,必于英美两帮角胜于世界之市场……”

  后话

  张之洞和盛宣怀之间,到底是默契还是互有心结,其实是蛮有意思的问题。尽管盛宣怀从汉阳铁厂事业中获取可观的收益,但是在私人关系上,盛宣怀对张之洞还是能躲则躲的。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月,朝廷拟新开经济科,张之洞奉诏入京,与学部商定学堂章程。张之洞被派为阅卷大臣外,还参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筹措偿还外债(包括历次战争失败赔款)的会议。此时的汉阳铁厂已经渐入正轨,盛宣怀也富可敌国,朝廷上下都认可盛宣怀的经营才干。

  盛宣怀听说张之洞来北京,主要参与经济事务,生怕被张之洞抓到,找个理由就请假回上海了。毫无疑问,在张之洞眼中,盛宣怀不仅是财神,还有着侍郎的名位,也算是朝臣,自然会殷殷切切地挽留。但是此次,盛宣怀经过多年的经营,现大洋装在口袋里,三十六计走为上。张之洞亲自到丰台车站送行,期待他赶紧回来;盛宣怀装模作样地说,上海的事儿办完就立刻回来,最多不过半个月。

  但是,盛宣怀离开北京后,始终没有回来的打算。直到第二年,听说张之洞回湖北了,不会抓他做财神或者壮丁,他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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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社: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莹 HN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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